罗华堂（1874—1939），现炭步镇鸭一村人。广东近代著名航运实业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7岁时，因家贫辍学，受雇于永兆公司，在渡船当踩车工。该船航行于广州与花县赤坭，经营客货运输。由于勤劳肯干，又机智灵活，得到船老板的信任，很快被提升为账房见习、行船司理。后接管公司业务，并将公司改名为广东航业公司。公司成立后，积极引进扩充动力机械，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实力显赫一时。在广州航运界威望甚高，担任广东省航运公会主席多年，被人称为“华公”。1938年广州沦陷，将所属船舶转移到广西。次年病逝，享年65岁。
罗华堂为人诚实，又机智灵活，年轻时在渡船上当船工。
有一次，当渡船只行至五和附近时，被土匪“骑龙”了。“骑龙”就是土匪乔装打扮成乘客，然后乘机在船上抢劫。当时，船工和乘客都吓坏了。他急中生智，在船尾将点燃的鞭炮放在煤油罐内，再将罐投入巴江河中，河面顿时“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好像是枪声大作，就这样土匪被吓跑了。事后，老板见他英勇机智，便提拔他为账房见习。
20世纪20年代，在珠江水域，“罗鸡洪”、“歪嘴裕”等大盗横行霸道，杀人越货。他们向过往船只收取保护费，名叫“行水”。如果不交费，就抢劫、杀人。很多船主和船工都害怕，珠江交通航运业发展受到明显制约。那时，罗华堂任广东轮船公会主席，他极力主张船只自卫，抗交“行水”，他不仅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他倡导成立省内河航运联防组织，并亲自兼任联防主任。对于个人安危，他置身于不顾。他联合大家，用“行水”金购置枪械弹药，在船中添设炮楼，以“旁船”等形式武力护船，实行互助互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省内河航运的发展。
清朝末年，人们思想比较保守，对蒸汽机拖轮新技术还比较陌生。罗华堂虽然读书不多，但脑子相当灵活，乐于接受新生事物。他看准了蒸汽机拖轮的好处，力主引进“鸿发”蒸汽机拖轮来拖带白坭至广州的轮船。这使航运时间大大缩短，方便了乘客旅行，公司业务倍增。
公司老板获取厚利后，鉴于自己年龄及家庭等原因，不想继续经营下去。考虑到罗华堂受雇多年，忠厚善良，老板有心成全他。于是，罗华堂设法筹措了银两二百，将该公司承接下来，改名广东航业公司。罗华堂悉心经营，不断引进新技术，扩充动力机械，使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至抗日战争前夕，广东航业公司有各类船舶十多艘，其中有“奉天”等蒸汽机拖轮８艘、“晋文”内燃机拖轮１艘，定期班轮渡有广州至东莞太平、广州至顺德龙江、广州至白坭等三条航线。此外，他还在行驶于广州至清远、肇庆至江门等轮渡及客货轮均有股份，并投资船厂、铁厂。罗华堂还常常替同行排忧解难，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的这些举措，无疑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罗华堂作为一个商人，一个实业家，虽然为利而生存发展，但他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他的骨子里充满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诚实，正直，热心公益事业。1915年，北江发洪水，清远石角围段大堤崩溃，花县中部及西隅一片汪洋，史称“乙卯大水”，当时灾民近万人，急需政府和社会各界救助。罗华堂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在广州航业界登高一呼，并向社会各界呼吁，领衔组成救灾团体对花县灾区进行赈灾，施粥济饥，施医赠药，捞尸收殓，安抚老幼。他还向鸭湖村民专门拨出汽轮、“木驳”等多艘船只，将群众撤到大岭（山冈名），还施粥施药，一切费用全由他一人承担。
广州沦陷前，他拥有独资经营的广东航运公司，拥有船只十多艘。这些船只多用祖国山河的名字或古代英雄的名字来命名。如“奉天”、“定州”、“定海”、“山西”、“甘肃”、“定中”、“晋文”、“信陵”等。这反映出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意识。
1925年，香港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举行大罢工。这是一场反帝的爱国运动。香港工人纷纷离开香港，大多取道东莞太平镇等地前往广州。罗华堂对手下交代，凡是香港工人一律免费茶水招待。当时，对乘客收取“茶水费”是行内流行的陋规，而他的轮渡都是免“茶水费”。不仅如此，对于老弱病残及贫困者他还减收“水脚”（船钱），得到广大香港工人和乘客的好评。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经常入侵广东上空，轰炸城镇和村庄。罗华堂船队的船长们愤怒极了，向他请求可否使用船上的枪炮对空射击。他回答说“打”，“打了有奖”。罗华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再次体现出来了。这年冬天，日寇飞机侵扰西江，正在航运的船队全船上下同仇敌忾，发炮射击。硬是将一架低飞的日军飞机打下来了。广东省政府为此奖励罗华堂大洋一千元。有汉奸传播流言，“罗华堂这下闯祸了”。许多人很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只是笑了笑，与船员商量，将奖金全部捐给政府，支持抗战。
次年，日本人侵占了广州城，罗华堂将轮船大部分撤至西江，不让敌人使用。广州失陷前夕，他抱病指挥“定中”轮在珠江白鹅潭抢运群众。当时，他的“利安”花尾渡轮在海珠桥畔被轰炸焚烧，他毅然用自己的拖轮解救其他的渡船以及数百名群众，直到他们安全撤离广州后，他才离开现场。
（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