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三烈士（1887－1925）出生于马来西亚董里埠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王五有，原籍广东省花县九湖乡担米坳村，在马来西亚以种橡胶、胡椒为业；母亲是土著马拉族人，生了八个儿子，长子路结，次子路接都在马来西亚继承父业，福三烈士乳名路福，排行第三，所以后来改名福三①。他在七岁那年（1895年），和弟弟路星回国，随母亲曾有（王五有在过埠前所娶的妻子）在原籍生活，直至长大成人。
福三小时家庭生活非常困苦。据他的妹妹王旺兴②忆述：“母亲常说爸爸三年中只寄过五块钱回来，一家几口的生活，全靠母亲养猪、打草鞋维持。”七、八岁的福三经常随母亲到田里拾红薯、挖野菜。乡中有个塾师叫王让（别字德夫，是清朝秀才）见他生得聪明伶俐，留之在书馆当杂役，半工半读，才有机会读了四年书。因为勤奋好学，进步很快，时为塾师王让夸奖。可惜到十二岁那年，因为弟妹逐渐长大，家用浩繁，迫得终止半工半读，到天和墟保济堂中药店去做“后生”（即什工），赚多少工钱帮补家用。
十二岁的福三已经很懂事。认真学习中药店业务，几个月内就能熟记繁多的药名，而配药、制药以及各种药材的贮存保管方法等，不到一年都件件学会，成为一个熟练的药工。
福三童年在殖民地生活过，从小就有强烈的反帝思想。他曾对药店的工友说：“为什么象我父亲、母亲一样的人，都受‘勾鼻佬’欺负呢？”那时正是戊戌政变后几年，他常读维新派的《时务报》，总是摇头叹息。长辈见他年少过于老成，曾为他担忧③。
家庭生活的担子，压在福三的肩上，药工的微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被迫改行做小贩——花县名之为“走四墟”，从这个市场购买一些农产品，肩挑到另一个市场去卖。卖的多是羌、芋头、粉葛等。风尘仆仆，仅能维持一家几口半饥不饱的生活。
辛亥革命给年青的福三很大的鼓舞。他用买米的钱买了一串大鞭炮来烧，还跟一些人到广州听孙文演说。但不久他又回来，对乡邻说：“统统照旧，绅衿和沙面的‘勾鼻佬’都象以前一样神气！”对于现状，总是摇头叹息④。
劳累使福三年少多病，体质瘦弱，肩挑贩卖难维持生活。复由熟人引荐到南海平地乡乐善堂中药店当药工。这时，他除为家计操劳外，经常留心探析社会状况。
1916年，福三目睹“本乡土豪劣绅操纵公尝田产，鱼肉百姓”，于是和王彭（华侨、兴中会员，后被民团杀害）等提倡组织九湖乡自治会，以“肃清本乡腐败之事”。议定提出“要行独立革命”，实施“三大政策”。据九十岁老人，当时九湖乡自治会发起人之一王礼芬忆述：“当时所提出的‘三大政策’，不是孙中山先生后来提出的‘三大政策’。而是：‘一、打倒贪官污吏；二、打倒土豪劣绅；三、打倒外乡大地主’”。入会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有英雄主义、好打不平、不怕牺牲，不要贪污，不得虎头蛇尾，生得同生，死得同死，实行奋斗到底，做到成功。”这时，福三同志频频从南海回乡，串连志同道合的人入会⑤。
1920年，福三和陈道舟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阮啸仙，大家谈论国事，阮对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指出要救中国，非实行马克思主义不可。福三恍然大悟，忘形地跃起，激动地说：“我以前是‘光眼盲’，到现在才算是开了眼看世界。”以后，福三、道舟二同志与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杨匏安、张善铭等志同道合的人时相过从，研究国事。在这段时间，福三的革命思想出现了一次飞跃。
1920年冬，福三毅然返乡倡办“自卫农团”，但因当地封建势力甚大，工作一时难于开展。又决定先从健全九湖乡自治会入手，把原先所提出的“三大政策”具体化。据王礼芬忆述：具体措施是“一、打倒贪官污吏——公尝收入点滴用于农民福利事业，逢有公尝饮食开投包办酒菜，各项数目要公布，不准丝毫贪污‘打斧头’；二、打倒土豪劣绅——所有公枪由自治会接收，自治会选人义务维持地方治安，老更谷移作办学用。自治会选王福三、王彭、王炳坤（1928年当选为中共花县委员会委员，后被叛徒卢翰出卖，被害），等十人组成评议委员会，逢初一、十五开会评议公私大小事务纠纷；三、打倒外乡大地主一一公尝田、地主田减租一半。”起初，地主不肯减租，但是田没有人耕种。两年之后，外乡、本乡地主只好照例来行。这一措施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加以自治会实施了“定期评议”制度，实际上是把乡政权从土豪劣绅手中夺过来。那时的九湖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男女老少欢天喜地。福三从“勇任事，富胆略”见称于乡里，他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农民领袖。在九湖乡健全自治会过程中，阮啸仙、周其鉴等一直表示支持，并为之出谋献策，陈道舟也从旁协助，所以九湖乡自治会工作，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早期摸索阶段的农民运动的一部份。
1923年，福三由阮啸仙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九湖乡自治会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便于与党组织及有关同志联络，经党组织同意，福三与王礼芬、王良（阉鸡良）等合股在广州天元街开了一间汉利蛋铺，在家乡天和墟开了一间同兴杂货店。阮啸仙、周其鉴、陈道舟等同志亦常在此相聚。
1924年1月，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组成统一战线形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开展工农运动。从这时起，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同志，曾多次来花县对九湖乡自治会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四月，福三与陈道舟等同志在花县九湖、宝珠岗、元田等地组织农协会，福三除领导九湖乡农民把自治会改组为农协会外，还四处宣传发动，到七月，农协会已发展到二千余家。人称福三“废寝忘餐，不遗余力，其功独多”。这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当所主任。福三曾多次向彭湃要求参加第一期学习，但因工作需要，不能如愿。八月，黄学增、高恬波（均为中共党员）等几个在农讲所第一期结业的同志，被派到花县工作。黄学增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高恬波负责妇女工作。这时，花县的农民运动进入了高潮，杨村、大成庄、黄秀塘、曹家、骆塘、田螺湖、岭窟、火烧、兴隆庄、莲塘村、横潭街、公益村、罗洞、石冈头、石陂等也先后成立农协会。10月19日，县、区农民协会成立，福三被选为花县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县农民协会副执行委员长（一说是委员长。据了解当时县没有设正执行委员长，会上还决议待全县绝大部份乡村成立农协会后，才选出正职）。福三更因而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他早在1912年与江婵结了婚，先后生下了绍明、汉明、日明三个孩子，家庭担子不轻，这时他对妻子江婵说：“家国难两全，请你原谅我顾不好家！”江婵常受高恬波的教育，（高恬波时常住在她家），对此也很理解，不但没有埋怨，而且常加鼓励，福三得以减少家庭顾虑，积极工作。
同年10月，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花县的土豪劣绅亦参与密谋。劣绅江耀中、刘寿朋等组织“花县田主维持会”，与农民协会作对。并以该会名义，召集番（禺）、花县两县商乡团骨干，在平山均和书院秘密开会，议定为配合商团行动，阻止北伐军从韶关撤回广州救援，即日派人在粤汉铁路新街站附近掘断路轨。福三探悉这个阴谋后，除立即向当时在花县检查农运工作的彭湃同志汇报，由彭湃分别飞函向中共两广区委会及省政府汇报外，还派出农军保卫新街站附近的铁路，并在征得彭湃同志同意后，通知县长下令解散“田主维持会”，通缉这个非法组织的头子江耀中、刘寿朋。他这些断然措施，使反革命计划全部破产，抢救了全省的危局。此举受到当时在中共两广区委会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表扬。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亦曾与彭湃等到花县会见福三，并对花县的农运工作作了指示。
从此，土豪劣绅对福三更恨之入骨，暗悬花红九百元买凶谋杀他，他听到这个消息，慷慨地说：“为革命而死，有什么可怕？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意义了！”那时，花县各地的封建势力，正酝酿着一次大规模的反扑。洛场、李溪、推广等乡村，都先后组织了地主武装——民团，准备袭击县农民协会。福三闻讯，立即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及省政府汇报情况、并研究对策。
1925年1月17日，阮啸仙、何友逖、黄学增、陈道舟等同志，在元田村召集各乡农协会的骨干，研究布置自卫措施。18日上午，黄学增、王福三二同志，带领几十个农军，在九湖乡执行任务。不料民团江锦棠（利记棠）、张九等部，趁我方还未作好调集部署，突然先下毒手，纠集民团一百多人，把福三等人包围在九湖乡庙坳。福三立即指挥农军奋勇回击，但寡不敌众。当时有人建议退返元田村，福三坚决反对，因为这样做无异把敌人引向我方的领导机关。所以下令坚决抵抗。他越战越勇，一枪打中匪首江锦棠的左耳，敌人为之丧胆。但敌人人多，不久又合围过来，那时，他听到元田农军前来救援的枪声，知道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就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迅速掩护黄学增同志撤退，我来掩护，不要理我！”他单枪匹马吸住敌人，掩护撤退的同志。坚持到同志们安全退却，他不幸中弹受伤，手枪又“争了珠”（即弹壳卡了瞠）。一群豺狼似的匪徒冲了过来，他伤重无力还击，但还有一张咀，就不停嘴的痛骂敌人。匪徒王善（打狗善）、王致开、王熙、卢永煊等，意用石块向他的头部猛击，按匪徒的语言是要他“辗转就死”。还割去他的左耳，斩断他的 左手，惨不忍睹。据现还健在的现场目击者老医生邱国华忆述：王福三烈士被击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死状极惨。
阮啸仙等同志和花县农协会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福三烈士被害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问题，而是国民党中央内部的极右势力，乘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机会，反对他所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指使爪牙破坏工农运动。所以除部署花县农军实行武装自卫外，立即回广州向国民党左派任中央党部农民部长的廖仲凯反映，事后还发行了一本刊物，名为《花县惨案专号》，揭发右派的破坏阴谋。同年五月，廖仲凯和彭湃把福三烈士的遗属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把他的妹妹王旺兴安排到该所第四期学习，培养她继承兄长遗志。接着，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及省政府派人到花县，责成花县民团赔偿白银二千元，作福三烈士的安家费，并交还缴去的驳壳手枪一枝，同时做好善后工作。但杀害烈士的凶手，仍逍遥法外。花县农民为了记住这笔血债，于同年9月26日，在九湖乡召开公葬王福三烈士大会，由阮啸仙主祭，参加者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宣传队，省农协会人员，连同各乡农友共二千多人。会后，抬棺游行，绕各村庄墟场经四十余里到达花县城，沿途贴标语、散传单，分发烈士遗像。游行后，烈士遗骨葬于花县城东一里左右的垂帽岭（文笔岭），墓碑写“为农民利益而牺牲者王福三烈士之墓”，并刻有《王福三烈士史略》。但1927年蒋介石叛变后，花县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福三烈士的坟墓又被反动派掘毁。
解放后，花县人民政府即重修福三烈士墓，在附近的泥土中找出原来的墓碑。杀害烈士的土豪劣绅，大多先后予以制裁，花县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在烈士未走完的路上阔步前进。
注：
①王福三烈士墓碑文略
②王旺兴，福三烈士的妹妹，本县新华公社广塘大队社员，现年七十二岁。少时常随福三同志参加各种活动，福三同志喜她是小女孩便于通讯联系。福三同志牺牲后，她曾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期学习。由高恬波同志介绍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随中央农运特派员陈道周、梁伯舆到南海县工作，负责妇女解放协会和劳动童子团，参加中共为候补党员，（因未达入党年龄），后陈道舟同志牺牲，王旺兴与梁伯舆回花县，并与梁结婚。
③④据当年九湖农军队长王世根在1961年忆述。
⑤本段“”中的文字，都是根据九湖乡自治会发起人之一，90岁老人王礼芬忆述。
⑥陈道舟，（中共党员），花县仙阁人，教师。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曾在花县、清远、南海等地负责农运工作，1927年牺牲。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