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维扬 (1887-1952)，广东花县（现广州花都区）新华镇三华村人。上世纪初，他从广州培英书院毕业后，进入广东陆军将弁学堂学兵营炮科学习，这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他和会员莫纪彭回到花县，组织“广东番花同盟分会”，参与策划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农历3月29日，他率部40多人参加黄花岗起义，在敌人围攻中突围后侥幸脱险。
民国成立后，徐维扬曾任陆军第七团团长兼广东雷廉绥靖处总办，后参加讨袁运动和护法运动。1920年后，先后担任粤军第七支队司令、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中将参军、中央直辖第三军左翼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中将参军、粤汉铁路护路司令兼粤汉铁路总巡、粤汉铁路局局长。1937“七七”事变发生后，被委任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委员兼中路总指挥。抗战胜利后，赋闲在家，直到1952年在广州去世。
据《花县文史》记载，徐维扬是在黄花岗起义领导人黄兴最困难的时候，怀着必死之心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的。黄花岗起义几经波折，先是因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东门外开枪击毙副都统兼署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就义，广州戒严，起义日期由原来的1911年4月13日推迟到4月26日；后来又因另一位领导人赵声未能及时赶到广州，同时从日本和越南运来的军械未到，起义时间再度推迟。4月26日晚，当黄兴在喻培伦和林时爽等主战派的劝说下决定于27日(农历3月29日)下午5点半准时发动起义时，由于被遣散回到港九等地的300多人的起义军来不及赶回广州，其他地方的革命军也无法赶到，当时在广州的革命党人不足一百（按计划本来应有800多人参加）。
眼见缺兵少弹的黄兴决定发动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起义”，时任花县“敢死队”队长的徐维扬站了出来，说道：“既然要干，我马上就回去召集队员”。他说走即走，星夜兼程赶回花县新华镇三华村，在“集之徐公祠”后座番花同盟会分会点召集勇敢善战、精悍可靠的青壮年百余人，组成“选锋队”(即“敢死队”)。在徐维扬充满激情的演说鼓动下，队员们群情激昂，歃血宣誓奋勇杀敌。第二天，“敢死队”队员们赶至广州城外，三三两两分批进城。由于进广州城时，清军守卫检查十分严格，最终只有40多人到达小东营起义指挥部。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下午5时30分，黄花岗起义爆发。
位于广州越华路小东营的黄花岗起义纪念馆。展馆内共设有三间展厅，有关徐维扬的介绍很少——2号展厅中贴出他的一张照片和同盟会番花分会旧址的图片，图片说明中写道：“徐维扬（1887-1952），同盟会番花分会负责人。“三•二九”起义前，他带领花县‘敢死队’进入指挥部，随黄兴参加战斗。这是徐维扬和番花分会旧址照片”。在起义爆发与经过的简述中提到“兵分三路”的情况时有这样一句话涉及徐维扬：“一路由徐维扬、莫纪彭率领，攻打小北门，后退至广州城北三元里”。
就像黄兴一样，徐维扬也是黄花岗起义的幸存者。《花县文史》中关于徐维扬从小北门突围后的情况有如下记载：“维扬攀山越岭至三元里，时人者仅徐佩琉、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徐怀波七人而已。维扬乃悲愤不欲独生，嘱佩琉等六人扶伤归里，己与怀波挺身返城营救诸昆仲，不料佩琉等六人行抵高塘大东桥又遇敌兵竟遭骈戮也。呜呼痛哉！” 由于担心城中黄兴等人，已经突围的徐维扬让受伤的6人先行回村，自己与徐怀波冒死返城。谁想，返家的6人却遭遇敌人，壮烈牺牲，徐维扬他们俩竟然侥幸脱险。
一心向死却得以幸存的徐维扬，面对失去父亲的宗室子弟痛彻心肺、愧疚无比：“嗟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十八烈士者，其子女均已无父，致贫不能自存，而维扬奔走国事多年，拙于蓄积，又无以赡养，苟埋其名而不传之天下后世，不几疑烈士之不可为，人人爱惜躯体而不轻于一死，国民遂日受嗜血魔王残酷官吏之压迫而莫之拯救，不亦大可哀耶？且也维扬既不与烈士等为国牺牲，而能尽其棉薄以挽救中华民族，则在天之灵，庶几可慰。顾讨伐袁氏之称帝，张勋之复辟，段氏这蔑法，曾不能损一旅之师，而黄花之役，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间，对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将烈士之事实留传于后世，而吾实感沉痛，此吾所以迟迟而无报林、邹诸先生之命也。”
从文中最后几句话不难看出，作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英勇善战的徐维扬参加了北伐讨袁等多场大的战役，而未损一旅之师，却对黄花之役徒留七尺之躯，对诸先烈抱愧深矣，可见维扬乃重情重义之人；又因维扬为官清廉，不能接济，因此知书达理的徐维扬本可修书存史，却因自觉愧对烈士和家属，选择了沉默，而花县“敢死队”其他的幸存者大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有关这支“敢死队”的史料如此之少的缘故吧。
二次革命失败后，徐维扬弃职赴香港居住，时任广东督军龙济光受命要求将徐维扬引渡回广东，扬言要将他处死。紧要关头，幸亏英国人莫里逊及时出手营救，他才在香港得以安身。在香港居住期间，徐维扬为了进一步宣传革命真理，自筹资金创办了昭昭学校，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边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同盟会员联络策划讨袁。
徐泽农，即徐维扬的堂弟，生前曾写过一篇文回忆徐维扬在昭昭学校进行的一次演讲。1920年2月，徐泽农在香港油麻地昭昭学校任教期间，时任粤军第七支队司令的徐维扬一次因公赴港，于百忙中抽时间专程回到自己筹办的学校演讲，希望激发师生和家长的爱国之心。他的演讲很生动，在谈到“军阀争权夺利，列强更欲瓜分我国，我们若不继续革命，必有亡国之祸”时，他以被英国占领的印度为例说：“你们且看‘么罗差’（当时港人对印度人的俗称）专替英人守门口，可知亡国奴的地位如何低贱，你们身在香港，心要常怀祖国，要有振兴中华的精神，否则国家沦亡，你们恐怕也要过着‘么罗差’的生活了。”在座的师生听了他的话都极为感动。
1928年，徐维扬从粤汉铁路局长的位上卸任后，隐居园林，再次投身教育，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重出江湖，被任命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委员，兼中路总指挥。他策动粤北琶江、四会、广宁、怀集等地民众，截击日寇，以敌重大打击。在抗日期间，他曾辗转广西、湖南、曲江等地，策动当地民众，截断敌人归路，协助抗日，立下汗马功劳。广西思恩县民众因此专门为徐维扬立下一座纪念碑。
（本文作者系徐维扬的堂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