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山，花县人（即今天的花都区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没有他，也就没有太平天国的组织和发动。假如太平天国革命是一辆战车的话，那么，冯云山就是这辆战车上的发动机。
一、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之一
冯云山，生于1815年，家住禾落地村，与洪的家乡官禄村仅二里之遥。冯家在当时也称得上一个富裕家庭。
中国战败于鸦片战争，社会矛盾尖锐，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冯云山也因父亲的病逝，家道一下子衰落了，使得他过早地担负起全家生计的重任。他是一位富有抱负、知识渊博的农村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失败，使他对科举考试产生了不满。
他同洪秀全一样，同为落第书生，同以教书为生。共同的遭遇，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1843年，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府城，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又失败了。这是一次清醒剂，在冯云山的劝说下，洪秀全决心与科场诀别。
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来到洪秀全的私塾闲聊，无意间发现几册名叫《劝世良言》的书。就是这几本小册子，对洪秀全、冯云山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似乎认为这几本小册子里面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似乎感到“大觉大悟”，也似乎觉得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这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他们从中取出两样有用的东西，一是这个“皇上帝”，可以利用，既可对付统治阶级的正统儒教，也可以鞭挞中国传统的迷信、愚昧和落后；二是平等思想，可以圆贫苦农民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回权力的美梦。
信奉上帝，上帝是主宰世界的独一真神，洪秀全、李敬芳、冯云山、洪仁玕等人按照《劝世良言》所说的仪式，自行洗礼，皈依上帝。他们决心建立和发展拜上帝教，以教治道，改造中国。拜上帝教就这样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诞生了。
他们首先向“无冕之王”的孔子宣战，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打倒。这等于是向封建世俗势力挑战。结果，他们几个人都丢了饭碗，都“下岗”了。但没有向困难低头。
二、拜上帝会的最早传教者
在当地传教，阻力太大，他们决心到外地去宣传。
1844年4月2日这天，洪秀全、冯云山一行四人离开家乡，踏上远行之路。
在广州府城、顺德、番禺、南海等地奔波几天，毫无建树。他们只好向北发展，经增城、从化到清远，北上英德、阳山、连山，5月5日到达连山县白虎圩，在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里，他们长途跋涉，经过十多个州县，行程一千余里。可谓风餐露宿，历经艰辛。
就在这时，同行的冯瑞嵩、冯瑞珍二人受不了这些苦，自行返回花县。在这关键的时刻，冯云山坚决表示，愿意跟随洪秀全“遍游天下，艰苦甘心。”表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十分难得的革命情谊。他们两人继续西行，进入八排瑶族地区传教。
这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他们整整走了四天。无处投宿，饥寒交迫，好在一个姓江的塾师慷慨接待，这才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在他们的游说下，这位教书先生也成了拜上帝教徒。
这一带，地处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地势险要，应该说是传道的好地方，但由于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很难得在这里呆下去。洪秀全迷茫之际，向冯云山请教，下一步如何是好？冯云山语出惊人：“最好到广西去。广西山多人野，最好召集英雄，买马聚粮。”事实证明，冯云山的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
三、紫荆山根据地的创始人
他们来到了广西。这一段行程千余里，时间半个多月，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他们在贵县（今贵港市）东北的赐谷村黄盛均家住了下来。黄盛均系洪秀全的表兄。在黄的帮助下，他们在当地传播拜上帝教，但两人在组织拜上帝教的目的和意向上发生分歧。洪秀全只想以教治道，而非宣传革命，密谋革命。一气之下返回花县。
冯云山坚决地留了下来，继续发展拜上帝教。他到桂平县后，选择紫荆山区，就是冲着易于招兵买马。一是紫荆山及毗邻地区，经常发生农民起义和反清斗争，革命形势和群众基础较好；二是紫荆山附近各州县，盛产米粮，商旅活跃，市场繁荣，富室大户也很多，易于筹措粮草、资金和军需等问题，为起义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物质条件；三是紫荆山地势险要，出可攻，退可守，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这时的冯云山决非一个传教士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一个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出现。就此而言，非他人(首义诸王)可比。
冯云山来到一个叫古林庄的、只有十余人家的小村子，决心在此地干出一番事业。借宿人家，靠拾牛粪出卖度日。又受雇于人家，放牛、挑担、锄地、割稻、烧砖瓦、拾粪等，什么重活、脏活，他都干过。
当地人很喜欢这位勤劳、善良、诚恳、豪爽的读书人。有的亲昵地称他为“冯云伯”。这为他宣传拜上帝教提供了机会。很快就有数十人参加拜上帝教活动。紫荆山有了第一批拜上帝教会员。
他经常在晚上，跋山涉水，走乡串寨，宣传拜上帝教的教义。既与当地有声望的头面人物韦昌辉、胡以晃等深相结纳，又与胆识过人、以侠义闻名的草莽好汉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结成患难之交。他不仅取得了当地上层人士的大力支持，而且得到卢六等山民们的信任和拥戴，一时间参加拜上帝教的教徒几乎占了紫荆山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拜上帝教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冯云山为何能够成功？一是他从一开始，不是去宣传什么“真神”，而是以自己的人品、学识、胆略、毅力，赢得像杨秀清、肖朝贵、卢六的信任与支持。二是他从一开始，就摆脱单纯传教的迷信色彩，而是赋予明显的政治内容，如“共食天禄”的平等思想，建立“小天堂”的理想，利用至高无上的天父皇上帝，打开了被儒教以及封建迷信禁锢的广大村民的思想。在当时，平等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对于农民革命运动来说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冯云山以平等、平均作号召，应该说，找准了武器，所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拜上帝教的人达到三千多，分布区域遍及十多个州、县。
首义诸王中，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还有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奋王罗大纲等人皆由冯云山引上革命道路，先后成为天国的核心领导人。
冯云山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组织家，善于把传教与起义结合起来，这恰恰是洪秀全等人无可比拟的。紫荆山已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四、顾全大局大家风范
冯云山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具有言出必信、公而忘私、顾全大局、忠于革命的高尚品德。
在开创紫荆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冯云山历经艰辛、吃尽苦头。他创造了紫荆山“拜上帝会”，但他仍遥奉洪秀全为教主，并不因受洪秀全错误地遣离赐谷村而耿耿于怀。以其才能及在群众中的声望，完全可以独树一帜。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心甘情愿地做洪秀全的助手，即使洪氏不在的情况下，他始终打着洪秀全的旗号，从无二心，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大度。
1847年8月，洪秀全从广东来到紫荆山黄泥冲，与阔别三年多的冯云山会晤。他对冯云山在紫荆山区开创出一个热气腾腾的崭新局面，觉得简直是个奇迹。
这时，拜上帝教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以紫荆山——金田为中心，向桂平县、向四周扩展。
1847年10月，在洪秀全、冯云山号召下，破坏偶像的运动在各县乡村展开了，借以确立独一真神皇上帝的权威，以达到教育群众和鼓舞群众之目的。
1848年1月，当地土豪劣绅王作新亲自率领团丁，以“阳为拜教，阴为谋反”、“先打神，后打人，争王夺国”的罪名，把冯云山、卢六抓起来，押送大湟江巡检司处，投入监狱。
冯云山身陷牢房，洪秀全又回广东寻找营救办法，加之地主武装的逼迫，拜上帝教面临危机。
这时，杨秀清与萧朝贵商量，将“降僮术”与拜上帝教教义结合起来，在会众中代天父传言，号召会众团结一致。
他们一面安定人心，一面发动教徒捐款营救冯云山、卢六，这一行动，得到会众们的拥护，同时也提高了杨秀清在会众中个人威信。
通过这次代父传言，杨秀清成了上帝的化身，其言行可以代表拜上帝教最崇高的形象，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萧朝贵也步杨氏后尘，导演了代天兄传言的闹剧来。言下之意，他们都成为洪秀全的“父兄”。
就在杨、萧热衷代天父、天兄传言之时，冯云山在狱中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他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而官府拿不到他造反的证据，便于1848年5月30日只好将冯云山释放。
冯云山回到紫荆山，知道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事情，心情顿感沉重。这两人都是自己亲自发展起来的会众，却做出“传言”之事，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承认杨、萧的“传言”，显然不符合拜上帝会的教义，等于承认杨、萧在拜上帝会中的特殊地位，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都成了上帝的儿子，把广西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冯云山排挤出天父之子的范围。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不承认，拜上帝会将会四分五裂，革命事业受挫。况且杨、萧是这一带有影响的人物，部分会众已接受了“传言”。
关键时刻，显出冯云山的大度和机警。他向洪秀全建议，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从修改拜上帝会的教义着手：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为第二、三、四、五子。并且编写一部《太平天日》，重申洪秀全的宗教教主地位。
冯云山从大局着眼，做出极大的让步，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换取大局的稳定。
五、组织发动太平天国
要发动一场革命，需要从理论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作充分的准备。
理论上，要组织发动群众，首先需要进一步规范“拜上帝教”的教义。冯云山于1847年9月，与洪秀全共同制定了“拜上帝教”的重要文献《天条书》。
第一部分，是明确观念。他们在《天条书》中针对那些把敬拜天父皇上帝妄说是从番的人严厉责问道，中国上古时代的先圣先王全都敬事皇上帝，难道他们全是从番吗？
这样，《天条书》不仅给西方基督教的上帝穿上了中国的龙袍，而且无情地揭露了近年来中国的贫穷落后愚昧正是因为背离了敬奉天下真神皇上帝的结果。
第二部分，是规范仪式。《天条书》进一步阐述了拜上帝教的仪式，其内容除沿用基督教的一些仪式外，还揉进了许多中国民间长期流传的仪式，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拜上帝教。如举行仪式时，只要供奉上帝的神台上放明灯两，清茶三杯即可。这种半土半洋的独特仪式，成了拜上帝会联系群众、发布命令的最好组织形式和必要手段。
第三部分，是严明戒律。戒律，是宗教信徒必须遵守的准则。拜上帝教的戒律，就是“十款天条”，完全是仿照基督教的摩西十诫制定的。
其中后六条是“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它是拜上帝教徒所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对组织和发动群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它通过烦琐的宗教仪式，把散沙般的教徒牢固地维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并用严格的教规去约束信徒。可以说，十款天条，平时是教徒们的生活准则，战时作为军事纪律。
其次，按照事先商定的方针，冯云山、洪仁玕开始动手撰写《太平天日》。
这是一本太平天国革命记事录，叙说了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十余年活动的历史，书中对杨秀清、肖朝贵未见只言片语。《太平天日》，详细讲述洪秀全作为天父的第二子“上天受命”的经过。这样，洪秀全头上有了一顶“君权神授”的光环。拜上帝教完全带上了政治色彩，武装起义进入了准备阶段。
组织上，要重新确立拜上帝教领导层的座次，理顺内部关系；创建各种制度。他是太平天国军政制度的主要创制者。
1849年8月，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回到了广西紫荆山区，重新领导拜上帝会的工作。
他们从革命的大局出发，按照既定的方针，由洪秀全当众宣布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合法性。从此，确立了杨、萧在拜上帝会中的特殊地位和领导地位。冯云山这位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和紫荆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者，在拜上帝会中的地位一下子由第二位降到了第五位。冯牺牲了个人利益，但维护了拜上帝会的团结，有利于金田起义的准备。
金田起义团营期间，太平天国各种制度的创建，冯云山出力尤多。一是官制取“军政合一”。二是军制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军为单位。三是颁布〈太平军目〉，详细规范各级名号，并规定军设军册、两设兵册，且自军帅至伍卒，人人填写家册。对全军旗帜、衣帽皆作规定。军中实行圣库制，严禁私藏财物，一律缴获归公。而日常需要，依定制供给。四是颁布《太平条规》，内列“定营规条”十要，“行营规矩”十令，作为全军战斗、生活及对待百姓的准则。五是对于战略战术、敌情侦察等，也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冯云山等人精心制订的各种制度、条规和兵法，对于团结群众，打击敌人，保障供给，壮大和发展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有人称他为“奇才”。李秀成后来也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军事上，要搞武装革命，没有武器是万万不能的。尽管加入拜上帝会的群众也在万人之上，但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人，既没有训练过，手中又没有武器。战胜敌人？夺取政权？都是空话。冯云山，这位熟读中国历史、精通中国兵法的知识分子，自然明白这一道理。
冯云山建议，就地取材。就在紫荆山干。“好！就这么定了。”洪秀全为这一妙计叫好。
紫荆山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是冯云山亲手创建的根据地，尤其是当地资源丰富，仅紫荆山区就有300多家烧炭户，有取之不尽的铁矿石，这为制造武器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洪、冯的动员下，杨秀清、胡以晃、韦昌辉等带头开炉铸造武器。各地拜上帝会先后根据自己的情况，纷纷开炉，或利用旧农具，或到市场购买生铁，打制武器。一时，各地掀起制造武器的高潮。
武器有了，接下来的事就是尽快“团营”。
1850年7月间，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洪秀全向全体会众发布总动员令。要求在十一月四日（农历十月初一日）以前，集中金田，准备起义。这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叫做“团营”。营是军队的编制单位。所谓“团营”，就是要把各地分散的力量汇集起来，通过短时间的培训，组成一支军队，以对付清军。
金田，对于拜上帝教教众来说，显然是心目中的圣地。他们怀着对神、对来生来世的寄托，希望洪秀全、冯云山能给他们消灾消难，死后都能进入天堂。他们下定决心，烧毁自己的茅房，变卖自己的家产，带着全家男女老少，手持简陋的武器，冲破地主团练的重重阻击，杀出一条血路，从四面八方向桂平县的金田村进发。
第一批到达金田村的贵县白河梁立春的队伍。人数众多的是石达开，这位颇有头脑的年轻人率众四千余人，凭着手中的武器，击破了地主团练的阻拦，顺利到达金田村。各路人马纷纷向金田村靠拢，大多于十月一日前抵达金田村，顺利地完成“团营”。
1851年1月11日，震惊中外的金田起义爆发了。
六、出师未捷身先死
冯云山，是一位运筹帷幄、克敌制胜的军事家。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连清军大将周天爵败后惊呼：“统观所有大帅，无与敌者！”作为后军主将，从金田团营到全州鏖战的整整两年中，不是居中指挥、策应四方，就是亲临前线、率兵攻战，或是担任后卫、保护粮草，他都不辱使命，出色对完成任务，为太平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里圩之战，首战告捷，体现了冯云山的指挥艺术。1851年3月，太平军从桂平进入武宣东乡，前锋直逼三里圩。周天爵、向荣率六千清军三面包围三里圩。洪秀全、冯云山指挥了这场战斗。冯攻敌南路，再包围清军主力，并以小队袭击北路清军。结果大败清军。
象州之战，以少胜多，又是冯云山的得意杰作。5月中旬，太平军进入象州。清军从三面袭击，双方发生激战。冯云山、石达开亲临战场指挥，采取分散合击、以少胜多的战术，将精锐战士分成十多支小分队，灵活机动地迎战数倍于己的敌人。结果，再次大败清军。
平南官村之战，在太平天国战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当时太平军与清军在金田激战后，决定东进平南、永安。太平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佯攻大湟江口，而将主力翻山越岭，一举攻占平南思旺圩，向荣、乌兰泰率领清军攻打官村、思旺，以阻拦太平军东进永安。太平军利用清军立足未稳之机，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先以主力突然进攻官村之敌，全歼向荣清军主力，然后攻打思旺之敌，从而扫清了进军永安的道路。这场战役的指挥员为冯云山、萧朝贵。
太平军离开平南，萧朝贵担任前锋，冯云山又担任后卫。太平军于1851年9月顺利到达永安州城。
在永安期间，太平天国建立，分封五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洪秀全早已在东乡自封天王。封王建政，是太平军进驻永安后最大的政治行动。
而这一行动的策划者为冯云山。太平军能够在永安开国建政，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大业，其辅佐之功甚大。但他却不以开创功勋而自居，心甘情愿地屈居于杨秀清、萧朝贵之下，顾全大局的胸怀，公忠为国的品质，“可为万世法”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为了选拔人才，适应开国建政的需要，太平天国举行第一次考试。冯云山参加了考试，并名列第一。冯的参与，最大的亮点在于，起到倡导作用。
颁布《太平天历》，也是开国建政的重大措施之一。冯云山主持此项工作。颁行天历，以太平天国名号纪年，实质上是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否定。
冯云山还主持编撰、刊刻颁行《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父下凡诏书》、《幼学诗》等各种新书，借以揭露和打击敌人，宣传和教育群众。
在永安期间，有记载说：诸王中“运筹帷幄，咸仰云山”。冯云山由于“能谋善断，多作规划，秀全深倚之。”所以，在太平军将士和革命群众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诸葛亮式的人物。
1851年秋，冯云山遇到一件麻烦事件。在处理一封信件时，中了敌人的暗算，信匣里装有火药，右臂被炸伤。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进攻桂林，占领兴安。5月25日，抵达全州城外。冯云山仍然担任后军护卫。激战中，冯云山被炮击伤。冯云山建议，太平军分批向东南方撤离，进入山区，方可顺利抵达湖南。在蓑衣渡遇到清军的阻击，冯云山带着伤痛，亲自督战，激战两昼夜，终因辛劳过度，伤势恶化，年仅37岁的他倒在了战场中。
南王成了太平天国第一位牺牲的将帅，他的过早战死，给太平天历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综观太平天国历史，从发动革命到开国建政，再到血染沙场，冯云山无凝是洪秀全最忠实、最得力的辅佐者，是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宣传家和组织者。其政治、军事才能，在太平天国诸王中属于一流，借用太平天国研究专家钟文典先生的话说，他（冯云山）既“不象洪秀全那样任性暴戾，不象杨秀清那样恃势骄横，不象肖朝贵那样勇猛粗犷，不象韦昌辉那样奸诈诡谲，也不象石达开那样锋芒毕露。”
冯云山坚忍不拔、赤胆忠心对待革命大业，而不惜长期别母抛妻弃子，不知辛苦，这在太平天国领导人中，可以说是无有出其右者的。
他的公而忘私、顾全大局、忠于革命等品德和作风，深受广大太平军将士的爱戴和崇敬。
冯云山的才干可与汉时的张良、明朝的刘伯温媲美，忠诚不亚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是他点燃了这场革命的烈火，是他领导了这场革命，是他最先为这场革命付出鲜血和生命。也是由于他的过早牺牲，给这场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