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吉，1888年出生于广东省花县高壆路村一个儒家私塾教师的家庭，现为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高溪村人。
1898年，仲吉10岁时，他家中有父母姊妹与仲吉等五口人，薄田九亩。父亲王用和，是一个乡村的私塾教书先生，身体十分潺弱，经常患有咯血痨症，那时医学技术不甚发达，视痨症惧称为不治之症，田土不能劳作，母亲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妇人，自家的几亩瘦田惟有租与乡人耕种。五口之家，主要依靠父亲教私塾的微薄收入和田租，艰难维持生计与父亲治病沉重的医药负担，年中还需换些薯芋之类的杂粮补充食用。
后来，父亲王用和为了减轻医药费用的压力，他一边坚持教书，一边以惊人的毅力研读有关《黄帝内经》、《千方要略》、《本草纲目》、《金匮略》、《药性赋》等医书，下决心地采访搜集民间的医方疗法，进行自疗和调理，终于久病成医，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不但医好自己的顽疾咯血痨症，而且约于1912年间，他还自学成才地成为一个执业的，在当地较有名望的中医师。
王用和医师，他仁心仁术，擅长内儿妇科，奉行济世扶贫，治病救人的宗旨，享誉四乡。其时，西医尚未普及，中医生也甚少，远近村民上门求医和应邀出诊者甚众，他素有博爱行善的精神，深得广大乡亲的好评和赞颂。
王仲吉自幼聪敏颖悟，又是王用和的独生子，深得父爱，将来也想仲吉不离开自己，习医济世，以传承父业。而仲吉也受到父亲儒家教育的启蒙和“扬名声，显父母”的思想影响，他日夕用功，发奋求学，1903年，他15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等儒学。1905年，则光绪31年乙巳年，他17岁时，已入读设立在花县城的花县最早的官立第一小学堂，课程有经学、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和图、音、工、体等。王仲吉是一个上进心较强的热血有为青年，其时，他熟知西方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自推行维新后，工业甚为发达，民族振兴很快，因此，青年时期便有崇尚实业救国与创业为国的理想。1907年，他19岁时，毅然决定入读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一直读了四年半肆业，至1911年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举行起义时止，此时他顿感实业救国的学业前途已断，但他的一生科普理论知识全在此学习得来，为日后发展事业打下基础。
王仲吉在广州省城读书学习期间，思想逐步成熟、知识渐丰，开阔了眼界，他曾聆听过孙中山、廖仲凯等革命先行者，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道理，受到革命熏陶，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并目睹国家落后挨打，纷纷割地求和，以及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痛恨清政府的懦弱腐败无能，非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不足以振兴中华，对孙中山救国救民之举，万分敬佩。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不久，他又入读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两年，他的数学与计算是全班最好的，于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时，袁世凯已攫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忌广东学生。此时，仲吉已25岁，他还是拒绝父亲劝他习医承业，他认为，读了那么多年书，一定要出人头地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一方面联系就教于花县第一高等小学堂，一方面与邓仲元先生联络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活动。广东由于经济条件较好，在中南各省较为优越，一直处于粤系、桂系、滇系各系军阀争夺割据的局面，此时，进步的民主革命党人提出所谓以粤人治粤的号召，成立援闽粤军，1914年间，王仲吉遂投入国民革命军直辖三军供职，在福建省曾任排、连、营、团长，直至1926年为旅长。此时，他看破军旅生涯，都是地方军阀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
1926年秋，仲吉决定回粤，在广州警察部队时，以集团加入国民党（所谓集团入党是只登记姓名列册，并无党证发给），任十六师师部经理副官，为军队的中级属员，后来曾在国民政府造银械部（设在广州大东门钟家祠，主要制造枪枝弹药银元等），任财经处长，后来又任师长。
1927年，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四、一二”政变，一方面加紧收编统一北方军阀的战争，另方面又对共产党同志进行全国性的大屠杀，大举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此时，仲吉又随同军队，假以推行三民主主义为号召，迅速进行收编统一北方军阀的战争和围剿红军的反人民内战。1929年在十九路时，他已任炮兵旅旅长，授国民觉少将军衔。
十九路军起源于孙中山创建的革命部队粤军第一师，是在广东组建的，除军官中有极小数外乡人，几乎所有士兵和绝大部分军官都是广东子弟，包括蒋光鼐、蔡廷锴在内的众多将领皆为广东人氏，是由广东人组成的队伍，其核心成员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接受过俄共顾问的训练，拥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由此，十九路军成为“长江中下游一带最好的军队”。因为屡建奇功，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十九路军的番号——1929年秋，蒋介石调整全国陆军，将广东编遣区各部队统一改编为中央军番号，陈济棠为第八路军总指挥，辖五个师。之后，蒋光鼐师、蔡廷锴师，经蒋介石整编合并成立十九路军辖三个师，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十九路军军长。
1929年，王仲吉在十九路军中，曾参加过在湘与张桂军阀之战，以及在中原与冯阎军阀大战等数次战役。但他的一生，并不陷于内战，追求权力地位和党派之争。取得收编统一北方军阀胜利后，1930年十九路军奉蒋介石命令进驻江西苏区，蒋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准备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此时，仲吉受到苏区红军的革命宣传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宁可战死沙场，决不当亡国奴”等革命标语所感动和愧疚，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不愿看到兄弟同胞之间在内战中互相厮杀，更不愿看到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战事蔓延，在江西赣州不到三个月，他就辞职返粤，决不再干部队生涯的事了，而入燕塘军校从事教育工作。
此时，十九路军在兴国县曾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行了一场战事，伤亡三千多人，大有全军覆没之势，蔡廷锴好不容易才率领部队突围而出。这时仲吉也庆幸自己认识大势，及时脱离了围剿红军和反人民的内战。
从此，十九路军官兵，从上至下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深恶痛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蔡廷锴在江西赣州带领全军庄严宣誓：从此之后，“不打内战，抗日报国”。
1932年1月28日，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十九路军官兵，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勇敢地打响了“一、二八”淞沪反击日寇的侵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又英勇地再次打响了“八、一三”淞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蔡廷锴将军也因之不再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屦次受到国民党内部的排挤，经多次请辞批准后，于1943年，蔡举家返回家乡广东罗定
1930年至1935年初，王仲吉在欧芳甫校长的领导下，筹建燕塘军校，并在燕塘军校任总务科长、军事教官、军训主任、副官处长等职，专心致志，埋头于燕塘军校的教育工作，在燕塘军校举办过五期学员学习，为国家民族培养栋梁和军事人才，不少学员在抗日战争中都当了骨干和长官，为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燕塘军校结束后，其时垦荒之风甚盛，王仲吉遂与欧芳甫、齐公恪、杜益谦等人，经勘察商议，决定合伙开发承垦大有林场（即花县华侨农场的前身），他们的初衷大计是，除果林鱼塘种养外，待将来林场发展成功后，将成立果品实业有限公司，发展饲养业、加工业，开设食品厂、罐头厂、茶叶厂等，以振兴花县地方经济和工业的发展。
大有为总场，设在洛塘布，下设有上下马、大楼、担竹山等管理区和分场，约有水田、鱼塘、布地、山岭等近800亩地，其中水田约有50亩，以低租给与当地村民耕种，据当年租户王炳炽说，全年每亩租金为二个大洋。其余山岭布地实行统一规划部署，根据土质结构、水土情况，以优良品种，分别种有荔枝、龙眼、黄皮、李子、酸梅、芒果、罗汉果、菠萝、柑桔、橙、柠檬、黑白榄和茶叶等，还饲养有鸡、鹅、鸭、猪、牛、羊与水产品等，顾用当地村民劳作和打理。为了提高种养先进技术，还在广西聘用李姓农艺师长期专责指导管理。此外，在仲凯农校和华南农学院也不时聘请果林专家、教授到林场亲自指导，如何防治果林病虫害，详细讲解果林种养、保土、修枝、施肥等技艺，才能挂果等情况，传授先进农科管理知识与果林先进种植技术，大大提高果林成活率和挂果丰收及农业生产量，更好地改变了小农经济的生产落后面貌，成为花县最早重视和推行农艺知识与农科技术的先行者。
王仲吉开发大有林场的宗旨和目的是：一是能发挥自己所学的专长，以圆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二是可以培养一批农业科学技术骨干人才，为家乡农村做些有益的贡献；三是通过推广农科实验和科学种田，像西方国家美国那样，逐步走上农业机械化、科学化、以改变农村几千年来落后的耕作技术；四是待林场成功发展了，既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也可以有一个安身休闲养老之所。
林场办了几年，正当果林茁壮成长的时候，欧、杜二人却因公务调任离场，1936年王仲吉也调赴琼州军垦农场任职。林场只有提供恪留守负责打理，其时，林场管理乏人乏力，又遭地方不法之徒蛮横砍伐，大片毁坏摧残，到抗战时，除部分水田外，已基本荒废破落，遂放弃营办，宣告破产，损失较大。
1937年陈济棠下野后，王仲吉遂由琼州赴香港开办养鸡场、菜圃，1938年10月广州沦陷，1939年抗日战争兴起，经抗日挺进司令部伍观淇（伍是向来不参加党派的爱国将士）的招邀，到其部属出任抗日第四挺进纵队参谋长，此时仲吉他想这是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与打内战不同，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同舟共济“的抱负和志向，遂欢然就道。
挺进队是一支反帝爱国志士自发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队伍，是蒋政权的编外部队。他们有的是国民党流散军人，也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少是热血有为的爱国青年，他们抱着国仇家恨，为救国救民而来，也有的是被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日机的狂轰滥炸，弄到家破人亡，抱着誓报血海深仇而来，而他们总的一个目的，就是反击日寇，决不当亡国奴，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948年夏，王仲吉受国民党花县县长杜湛津之邀（王是杜的好友，是王的长子文传在上海法政学院的同学），兼任花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以协调退役军人派与文治派的矛盾。自卫队是有名无实的，也没有兵的，由各乡的乡长兼任乡队长，以维持各乡和社会治安。
1949年夏，王仲吉已主动与我地下党东禺支部联系，此时，他曾写了一信给地下党王杰炤、卢克文联系，后来，我地下党侯桂平直接与他接头，并明确告诉王仲吉，要他最好能够起义，或通过策反，促成杜湛津起义，但他诉说，自卫队是没有兵的，他是无兵司令而无从起义，而且已经年老六十多岁了，行走不便，但他答应愿意接受我党指派（实际已是投诚人员），愿意担任情报工作和密切注视国民党县府的行动，为我党提供情报，担任掩护，还可提供一些枪枝、粮食等，为革命做点贡献。一是后来他得知番、清、花、从四县国民党保安营，约期准备向我山区队伍围剿，他将消息预先报告我地下党，使我山区队伍得到准备，及时转移，避免重大的伤亡和损失，还供给我山区队伍伙食费港币300元（当时相当于近千斤稻谷）；二是曾为我山区队伍提供枪枝若干，粮食2000斤稻谷，及时为我山区解决军需与生活困难；三是早前他已认识卢克文、侯静山、王杰炤等人，也曾有过联系，亦素知卢克文是一个疾恶如仇的爱国进步人士，早在抗战年间，他利用挺进队参谋长的合法身份，力挺支持掩护卢克文在高壆路教书和开展地下工作活动；四是在抗日战争时，曾掩护过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居留高壆路村，以躲避国民党县大队和特务的追剿追捕，为我党、为革命做过有益贡献。
1950年初，王仲吉已主动向政府交代了自己在军队和地方的历史问题，并得到政府的信任和肯定，还当上了花县第一届人大筹委会的特邀代表，同时出席特邀代表的还有朱耀廷等人，侯天苗为大会秘书长。
1951年10月22日，王仲吉因伪军官一案，在未经慎重核实下，被花县公安机关决定判处死刑。为此，被告家属不服，以原审被告人生前无多大罪行，且为革命做过贡献为由，向法院提出申诉。此案，花县人民法院已于1988年2月28日予以平反纠正。法院查明：“原决定认定原审被告人（王仲吉）任花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时，在花县解放当天，带队抗击我人民解放军一节，经查花县解放当天，是国民党花县保安营在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花城圩抗击我人民解放军，与原告被告人无关。”法院还查明“原决定又认定原审被告人在解放后，与王宗汉、王锦清、王北辰等人组织秘密小组，进行反革命活动，经查事实失实，不予认定”。法院“经查原审被告人于1949年五月间，已与我地下党东禺支部联系，并接受我党的指派，为我党提供情报，曾为革命做过贡献”。
法院认为：“原决定认定原审被告人王仲吉的犯罪事实失实，且原审被告人解放前已接受我党指派，为革命做过贡献，按照党和国家对原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的政策，不应追究原审被告人的刑责。原决定以伪军罪判处原审被告人死刑不当，应予纠正”。
“一、撤销花县公安机关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判处原审被告人王仲吉死刑的决定；二、原审被告人王仲吉按起义投诚人员的既往不咎政策对待”。
王仲吉的一生，虽也曾有过伤害人民的事，但党和政府对一切起义投诚人员都是客观公正对待的，过去的历史问题，一律不予追究，只要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为人民做过贡献，党和政府都会追怀记念他们的。
1988年2月28日王仲吉案在未平反之前，他的子女和孙辈们曾受到歧视，背上思想包袱，给工作和生活带来负担和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王仲吉的平反纠正，不但洗清了他无辜的罪案，而且还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并肯定他为我党做过工作，为革命做过贡献，还他历史于清白，还他正义于社会，还他光明于人生，如果他在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他也会感到欣慰。
王仲吉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视的，视教育比建屋置地还重要，他在村里没有洋房楼宇，也没亭苑别墅，只有一间大屋，他经常说，对子女的教育就是储蓄，子女读到书学业有成就是财富，就等于买屋置地。他认为，子女读到书，将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和有用之才，能为民族的复兴富强效力，能为国家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就会感到安慰和自豪。
王仲吉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有过三任妻子，育有二男二女，共有儿孙近20人。第一任妻子江氏，约于1906年结婚，育有一子王文传，又名王启传，他不辜负父亲的教诲和期望，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还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学成回国后，曾在海南岛陈汉光警卫旅任政训处处长，他也是一个爱国人士，同情共产党，据其家属说，他曾利用工作关系，掩护过我党琼崖纵队某负责同志，免遭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捕。他育有四子，日生在日本出生，琼生在海南岛出生，以及楠生、平生等，而琼生、楠生均为国家医生，现已退休。启传因患肺结核，于1955年离世。第二任妻子冯小蓬，约于1920年结婚，育有一女王婉嫦，她也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系，为广州市儿童医院检验室主任，已退休。第三任妻子陈宝珠，约于1946年结婚，育有一女一子，女王婉莪，在花都教育战线退休，子王永健（永健也有一子一女），现为花都秀全公园职工。
自前辈的平反纠正后，王仲吉的子女和孙辈们都感到踏实和欢慰，解除了思想负担，他们都得到政府的信任、安排和重用，他们事业有成，有的还获得荣誉，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们各人生活工作都很愉快，过上好日子，完全可以告慰祖辈他在天之灵。
如今，他们更加相信党和政府、热爱祖国和人民，正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中去，海外亲友也取得谅解和慰藉，凝聚了海外的力量，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国家的民族复兴，繁荣富强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