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人都敬畏祖先，渴望光宗耀祖，写年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人写自传、写履历，是断没有不提自己的父母的。

        楚贵族屈原大夫在《离骚》里，也来那么一句：“朕皇考曰伯庸……”虽说秦始皇以后，“朕”与“皇”都让皇帝独占了，但“考”字，如今还摆在乡间祖屋的神位里呢，哪能错的？

        他亲手写下的年谱，有五万多字。按理说，古人写年谱，纵然不从祖先起源写起，也会从爷爷一辈下笔，清代的户籍档案都得提爷爷，参加科举填表也要从祖父填起。再怎么糊涂疏忽，也得提父亲吧？

        可是骆秉章楞是不提。年谱里有他的第一任岳父、第二任岳父，甚至是妻兄的名字，当然还有许多名字，包括座师、同学、同僚、儿孙，敌人等等，不下数百上千，可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和祖先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介绍。你相信这是疏忽吗？一个读了30多年书才考上进士的儒士会有这样的疏忽？不用说，那是刻意的不提。

        再找再找，他遗下了近百万字的文稿呢，只是……他的根，没有搜索的路径，似乎列在禁区。

        民国十三年版《花县志》记载，骆秉章曾祖叫骆熙和，祖父叫骆达时，父亲叫骆诚斋。可是，骆秉章的儿女亲家，同为清朝大员的老乡苏廷魁，在骆秉章死后不久作《神道铭》时，却称骆秉章的曾祖为浩三、祖父为逢、父亲为珝元。光绪五年版的《广州府志》倒是采用了与《神道铭》相仿的写法，不过在名前冠上骆姓，还把父亲珝元改作明元，很让人疑惑。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民国十五年版的《佛山忠义乡志》却称曾祖父为骆国裕，祖父骆楚行，父亲骆珝元。他的家乡，他的亲家，他移居的佛山，怎么是不同的记录？当然，也想过，会不会是因为古人的字、号挺多，后人将那些字号代替名换着来用。问题是，这些名字，在志书里都是出现在封荫条下，怎么可能不用正名呢？而且，这封荫既是皇帝颁布的，当然就只有一种称谓，怎么会如此分歧？

        溯本求源，我在寻找一本叫作“族谱”的本本。

        象骆秉章那样名满一时，官居一品，在官场上混到寿终正寝的人，不可能没有族谱留下，不用他授意，相信别人就会大撰特撰。

        可是没有。

        骆家后人中没有，作为他籍贯的花县华岭村没有，作为岭南古籍最多中山图书馆古籍部、特藏部没有，上海收集了国内最多的古族谱，可是……还是没有。

        还好，有专家说，广东的族谱多杜撰家族的出处，明明是岭南土著，偏要簒改成中原大族的后裔，最好编出个声名显赫的祖先。专家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推论：有把祖先的官名与朝代张冠李戴的，连编都不会编，那简直是关公战秦琼的笑话；有记载有的村建了间祠堂竟要被查封——因为没有功名。之前我可不知道，得有功名的人祭在那里才能建祠堂，这点可不好，我以为从来都是有钱使得鬼推磨的，原来非得出个举人进士才能光宗耀祖啊，没祠堂，不仅没面子，还被视为小宗弱族，会被人欺的，这一点，我们可是深有体会，看，萨达姆就是个样版嘛，没实力，喊得再响也没用——幸亏古人的脑瓜也是灵的，去别的同姓村借了人家祖先的画像，来这里一挂，再编个多少多少年前是一家的鬼话，就混过去了。我相信，这里边肯定还有什么窍门，就是“茄殊”。据说，为了挤身名宗大族的后裔，还有不惜委屈祖宗改姓的。所以呀，古代那些族谱的持有人，是十二分小心地看管好自家族谱的，每年都要带回去让族长验明正身，万万不可让人拿走了，为什么？就怕别人冒认了自己的祖宗。

        于是大胆推想，他的祖宗的名儿，是后人编的。

        参与《民国花县志》编篡的骆氏后人是骆毓枢，他是骆秉章的长子长孙一脉，是次曾孙。

        倡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是骆懋勋，他在倡修绅董里位列第二，他是骆秉章长子的七公子；这两本志写作时间不过相距两年，却各搞各的套路，估计后代分居两地后来往太少了，竟不知道要统一口径。

        最可信的应该是苏廷魁，因为他与骆秉章是亲家，年龄相仿，而且《神道铭》的写作时间比《花县志》与《佛山忠义乡志》早半个多世纪。只是，《神道铭》没写上三位先人的姓，让人不得不产生疑惑，怀疑他们并不姓骆。不然，为什么他的后代要为祖先正名？而晚于《神道铭》十多年的《广州府志》的编撰，并没有骆氏后人掺和在里面，看来，资料来源有可能抄自《神道铭》，只不过理所当然也补上骆姓，才有把珝写作“明”的笔误。来自省衙门宗卷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当年骆秉章在省城参加乡试考举人，按规定是要写三代名讳的，不过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省里多少宗卷不是化作销烟，就是被英国人带走了，不会独为骆家留点证据吧。

        还有一本出版于同治九年的古籍，提到骆秉章的祖先，就是李光廷的《骆文忠公行状》，他的写法与苏廷魁同出一辙。这不奇怪，他自己就说了，资料来源于老师苏廷魁。

        总之，骆氏后人是在为祖爷爷骆秉章补锅了。名字孰真孰假？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