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华岭村（现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40岁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56岁开始放外地方任职。1850年擢任湖南巡抚。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1867年12月12日（农历11月17日)因病死于任上，终年74岁。清政府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给谥号“文忠”。著有《骆文忠公奏议》、《骆秉章自撰年谱》等。其一生战功显赫，权倾一时，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被誉为清朝一代“中兴名臣”。
骆秉章，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字吁门，号儒斋，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农历3月18日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炭步镇华岭村，后举家迁往佛山。其曾祖骆国佑，祖父骆楚行。父骆珝元，号诚斋，生有兄弟三人，骆秉章最小，全家向以经营传统手工扎作和代写挥春(春联)为生。大哥、二哥缀学早出，助父营生，家境仅能供骆秉章一人读书。社会底层的出身和早年清贫的生活，使其从小就为了求取功名而发奋读书。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读了三十多年经书的骆秉章终以恩科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骆秉章在京师做了16年朝官，最显赫、最荣耀的职位就是做过道光皇帝的侍讲学士，在朝野有帝师之尊，从而蜚声士林，享有极高的人望，因此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对这位先帝之师也尊敬有加。
在京为官期间，骆秉章不仅以学识见长，更以清廉著称。作御史时，骆秉章就凭借稽查房部银库案的清正廉洁名噪一时。以至于道光皇帝召见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自此道光信任有加，骆秉章得以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和云南布政使。
1850年，年近六十的骆秉章被咸丰皇帝外放湖南，位居湖南巡抚。在太平军起事之秋，他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利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
1853年，骆秉章看到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斗力不强，便开始全力支持回家奔丧的兵部侍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办理团练，组建湘军，使湖南全省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兵源之地。在消灭了湖南境内的太平军，控制全省的局面后，他举湖南一省之财力、物力、人力，尽可能地支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出省作战，在长江流域诸省多次打败太平军。
说到湘军，大家都知道湘军的创始人是曾国藩，但从当时的行政管辖权和组建背景来看，骆秉章实为湘军的幕后统帅。骆秉章虽是广东人，但长期担任湖南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且资望高深，为人和善，品性温良，学识渊博，因此几乎所有的湘军将帅都对其仰视，唯马首是瞻。
湘军初建时，山头林立，互不隶属，江忠源的“楚军”一度被称为“江家军”，相对独立，曾国藩训练湘勇在其后，因此，江忠源死后，楚军主力刘长佑部就并不听从曾国藩的调遣，对“曾帅敬而远之”，唯有骆秉章可以从中调度指挥。
刘长佑部作为一支湘军劲旅始终只接受骆秉章的调遣，刘长佑在湘军中长期独树一帜，不买曾国藩的帐，但对骆秉章却唯命是从，所以当年为稳定湖南大局，御史大夫潘祖荫在那份力保左宗棠的著名奏折中写道：刘长佑的“楚军之得力，由于骆秉章之调度有方，实由于左宗棠之运筹决胜”，可见骆秉章一直在维系着湘军的内部团结与稳定，从而保证了整个湘军的战斗力长盛不衰。
骆秉章对湘军系统的调度与协调对整个战局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湘军能够长期高度配合作战，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尚不能发挥这种特殊作用，所以曾、左、彭、胡四大湘军将帅的很多军事意图和战略方案，都要通过骆秉章来付诸实施，只有他可以从全盘上驾驭湘军这支劲旅。
因此，咸丰皇帝一度把骆秉章视为湘军这只地方武装的真正统帅，让他全面筹划进攻太平军的战略方案，不过从这个时候起，骆秉章也逐步把湘军的权柄交给了曾国藩，其角色由湘军的“总司令”逐渐转换为湘军的“后勤部长”，湖南遂成为湘军募兵筹饷的大本营，支持了全国湘军长期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1856年，曾国藩派遣湘军开赴浙江与太平军作战，骆秉章即每月从湖南各地调度拨付饷银三十万两支援前线，一年就高达三百六十万两，可以说没有骆秉章强大的后勤保障，湘军出省作战是寸步难行的。
骆秉章抚湘长达十年之久，是近代以来外省籍士人主湘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也使湖南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的省份。
当时湖南政界有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骆秉章与洪秀全是正宗的同乡，都是广东花县人。骆秉章比洪秀全年长21岁，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人可能终身都不会打交道，那时他们之间的政治距离太遥远了，前者为出身翰林的朝廷命官，后者是远离京师的一名默默无闻的乡村塾师，骆秉章40岁离开家乡赶赴京师做官时，洪秀全还不到20岁，仍在前途未卜的科举道路上苦苦追寻成为一名“秀才”的梦想。
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那一年，正好碰上洪秀全广西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面对太平军来势汹汹的大举北伐，湖南首当其冲，于是两位同乡之间就有了针锋相对的接触，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生死较量。
1852年初夏，作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急遣成军不久的江忠源 “楚勇”驰往湘桂边境抗击太平军。江忠源在全州蓑衣渡设伏，开炮击中冯云山，让太平天国的早期主要领袖，也是他的广东花县同乡、南王冯云山“出师未捷身先死”。
同年秋，洪秀全率领太平军由广西挺进湖南，一路直取省城长沙。当时身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因被小人进谗，而被朝廷免去了巡抚职务，但新任巡抚张亮基未到位，大敌当前，骆秉章只好顾全大局，担当起留守之重责。在与太平军的激烈战斗中，其雄才大略，赤胆忠心和过人的勇气使清军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屡退强敌，并在战斗中炮毙西王萧朝贵，使太平军受到重大挫败，只好放弃攻打长沙。此一役，使太平军无法在湖南立足，也使骆秉章威名大震，重新被清朝起用，复任湖南巡抚。
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著名的古文学家刘蓉和一支九万之众的精锐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镇压了境内的李永和、蓝朝鼎等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军，使四川趋于太平，更与太平军中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
1863年春，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太平军伤亡极大，大渡河上“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
石达开面临英雄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命令士兵将自己的五个妻妾和两个幼儿抛入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携长子义无反顾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制造了一幕惨无人道的人间悲剧。骆秉章的“背信弃义”，历来是遭世人诟病的地方，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骆秉章文臣统兵，往来征战，一直以国家的安定为最大职责，被处死的大都是金田起义的广西籍老兵，均可谓“星星之火”。从国家的长远维稳考虑，他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况且，这类事情历来为兵家常事，为什么要苛责于骆秉章一人呢？如果是滥杀，为什么只杀降兵中的这2000多人？这其实正是骆秉章政治上的老辣和军事上的成熟。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被押到成都处以凌迟之刑。至此，太平天国起事六王，除天王洪秀全病死（一说为服毒自尽），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死于天京内乱外，其余三王：南王冯云山、西王肖朝贵和翼王石达开可以说皆死于洪秀全的同乡骆秉章之手。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这也一直是让后人感喟的地方。
骆秉章对晚清历史的另一大贡献，就是重用并向朝廷推荐了一代奇才，梁启超称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的左宗棠，使他迅速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和晚清政坛后期的最大亮点。
两江总督贺长龄当年曾书赠左宗棠一联：“六朝烟雨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足以说明左宗棠乃旷世奇才。骆秉章刚到湖南担任巡抚不久，就听说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在野才子，于是找到胡林翼，请他引荐左宗棠这位“湘上农人”。
在湖南湘阴老家隐居的左宗棠在骆秉章三顾茅庐之后，发现这位粤籍大员为人宽厚，厚道老成，也就欣然答应充当这位外省显宦的师爷了，这一合作竟持续了整整六年，成就了晚清时代一段罕见的政坛佳话。
骆秉章比左宗棠年长19岁，完全是两代人，不过骆秉章对“左师爷”非常尊重，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当时左宗棠虽然身处幕府，赞画军谋，但实际上是骆秉章的首席军师，巡抚衙门内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办理，骆秉章很少过问，俨然一名甩手掌柜。太平军冲击湖南时，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撑危局，“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骆秉章大胆放权，左宗棠尽心筹划，湖南的军事形势很快转危为安，湘军出省作战更是捷报频传，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
左宗棠也由此“出佐湘幕，初露峥嵘”，连咸丰皇帝也知道“天下无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无一日不可无左宗棠”，这实际上是骆秉章的栽培之功和重用之果，没有骆秉章的提携，作为无品无级“师爷”的左宗棠不可能在政治上脱颖而出，更不可能引起朝廷的注意而逐步成为一代名臣。
骆秉章由于把一切军政事务委托给了左宗棠，当时湖南官场就有人戏称左宗棠是“左都御史”，是指他的行政地位俨然在骆秉章之上，因为当时骆秉章在朝中还有一个“副都御史”的官衔；当然也有戏称左宗棠为“二抚台”的，把这位 “师爷”视为湖南政界的二把手，可见双方关系非同寻常，左宗棠的才气和骆秉章的大气都令人钦佩之至。骆秉章离湘后，四十八岁的左宗棠开始自立门户，独领楚军，出征东南。
除了举荐左宗棠外，骆秉章又大胆起用了“桐城派”余脉古文大家刘蓉，这位与曾国藩有儿女亲家关系的湘乡人原来是曾府幕僚，骆秉章离湘时，曾国藩推荐给了他。
骆秉章认为刘蓉“人本抗直，遇事敢为，措施不避嫌怨，僚属每怀严惮”，便排除门弟之见，保举他当了四川藩司。如同信任左宗棠一样，骆秉章秉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一贯作风，将一切军政事务悉交刘蓉处置。刘蓉办事勤力，成效显著，不久骆秉章又保荐他担任了四川布政使，名正言顺地主持总督府的大小政事，剿灭石达开部后，骆秉章又力荐刘蓉担任陕西巡抚，连曾国藩也感叹刘蓉“一飞冲天，较李（鸿章）、彭（玉麟）诸公尤为破格”。
骆秉章在四川经营了七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当时川中就流行一句民谣：“若要川民乐，除非马生角”。“马生角”就是骆字，说明他在四川保境安民，造福百姓，深得人心。1867年他在四川逝世时，川中民众“野哭巷祭”，“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川民“如丧考妣”。《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二十余年，曾消灭四十多万侵入四川的吐蕃军队，是川中两位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四川百姓把骆秉章比做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人气资望在当朝无人企及。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坐镇东南，凡涉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巡抚的升迁、黜陟和重要事务的决策，朝廷一般都以曾国藩的意见为准。与此同时，骆秉章虽然是四川总督，但是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朝廷要政多咨决，西南军事胥倚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作用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政绩显赫、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银子，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
清廷鉴于骆秉章功业卓著，为官清廉，授予太子太保衔，谥号“文忠”，并按照大学士例赐恤，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按照副总理的待遇为其办理后事，并由国史馆立传，灵位入祀京师贤良祠，还分别恩准在湖南、四川立祠纪念这位同治中兴的有功之臣。
曾国藩的幕僚王定安则在《湘军记》代表湘军对骆秉章做出了完美的评价：“沉毅静镇，碌碌若无所能，而其大用在任贤不二，屈已以从人”。骆秉章“任贤不二、屈己从人”的博大胸怀在晚清政坛是有口皆碑的。左宗棠更是高度赞扬了恩师在湖南的政绩：“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并写下挽联，表达钦佩，寄托哀思：“公为诸葛一流，尽瘁鞠躬，死而后已；我侍文忠数载，感恩知己，生不能忘”；同时也列举了他的主要勋业：“遗爱在川湖，倡议早为天下首；中兴诸将相，推诚咸知老臣心”；还赞美了骆秉章的人生境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些，后来都成为官场颇为流行的立身准则。